郑延

近日，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奕斐的一场直播连麦，引发一场持续发酵的全网关注。

一位家长连麦咨询孩子“被霸凌”问题，自述孩子把零食分给同学，对方没分回来，两个孩子吵了几句，互相推了几下，便笃定孩子遭受校园霸凌，多次向学校、老师、相关部门投诉举报。沈奕斐基于专业判断，指出这是家长陷入“受害者逻辑”、将小事上纲上线，不料却遭该家长持续举报。举报理由从“侵犯隐私”到“直播影响教学”不断变换，持续数周，让沈奕斐疲于应付调查、撰写说明，正常工作生活深受干扰。

5月20日，复旦大学正式公布核查结果：沈奕斐履职合规、点评专业客观，不存在侵权、失职等问题，未对其作出任何处分。

举报机制，原本是维护公正、守护底线的武器。但当它几乎不需要成本——一通电话、一封信就能启动调查，查无实据后也无需承担后果——被举报者却要写材料、走程序、自证清白，这种权利与代价的严重不对等，是制度设计里一个正在被反复利用的漏洞。

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八个月收到128条举报，仅7起属实。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，不乏恶意举报行为。比如，当地一名学生犯错被老师批评后，拨打市民服务热线举报相关教师“体罚殴打学生”。

正是因为如此，沈奕斐事件才引发了一线老师的广泛共鸣。在遭到持续举报、需要反复说明自证时，沈奕斐说：“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被家长举报的老师会主动认错了。不是做错了什么，是扛不住了。”然而，当沈奕斐看完评论区数千条留言，看到一线教师们因疲于应对投诉举报的心声和无奈，她决定继续扛下去——因为还有太多教育工作者，需要有人代为发声。

沈奕斐扛住了。校方复旦大学坚守底线、据实核查，没有为平息投诉而委屈尽责者，守住了最基本的是非观，也树立了正确样本。

老师正常布置作业、依规管理学生、表达专业观点，都可能因不合个别家长心意而被举报追责。当教育从业者动辄被举报，只能小心翼翼、明哲保身，教育就会走向“自保式教学”——不敢管、不愿管、不能管，最终牺牲的是教育质量与孩子成长。

滥用举报伤害的不只是老师，更会扭曲孩子的价值观。家长遇事不辨是非、不顺心就举报施压，传递给孩子的不是理性维权，而是“以闹取胜”的错误思维。

不是每个老师都是沈奕斐。有资源、有平台、能发声的人永远是少数。真正的解决之道，在制度补漏：不实举报澄清后，恶意举报者是否应承担责任？能否让查无实据的举报付出相应成本？

教育部已有明确规定：对教师的不实举报要及时澄清、公开正名，对恶意诽谤诋毁的行为要坚决回击。这句话需要变成可执行的制度，而不是一句正确的原则。

家校本该是并肩的战友。信任一旦碎了，修复需要很久。举报被滥用，会冲垮童真的乐园，辜负辛勤的“园丁”，最终也将误了孩子的一生。